黄永玉二三事

《凤凰城》  黄永玉版画作品

“我不喜欢把死亡说得很可怕，死，原来在生活中是件美事，一种令人怀念的告别。是后来的活人们将它弄得讨厌起来。”这是黄永玉1982年在散文《温暖的追忆》中写下的句子。今年已经94岁高龄的黄永玉在文化界素来以“鬼才”“老顽童”著称，他的为人和作品个性鲜明，率真而有趣，无论对待生活还是艺术，都颇有可观之处。

黄永玉的随笔集《太阳下的风景》初版于1984年，彼时是黄老先生的文字作品首次结集出版，他亲自设计书籍封面并题写书名，还绘制了一些插图。这本集子里的文章内容，基本都是黄永玉回忆自己和朋友、长辈之间的往事，嬉笑怒骂、自然随性。

最近，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推出《太阳下的风景》最新版，黄老还为新版重新题写了书名。对比30多年前的初版书名，黄老先生在书法上的气象，无疑更为开阔。

2003年6月16日，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江西庐山植物园，墓地由数块形态各异的岩石组成。其中一块呈竖长状的岩石正面写着“陈寅恪唐筼夫妇永眠于此”，反面写着“陈流求 陈小彭 陈美延 庐山植物园敬立”等字；另一块略呈椭圆状的岩石上面写着黄永玉的手书“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等字。

学习木刻的艰苦环境

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土家族人，半岁时跟随父母回到湘西凤凰老家。受家庭影响，黄永玉自幼喜爱美术，13岁时，被父亲送到厦门集美中学读初中。但他很快就决定辍学，选择到社会上流浪，足迹后来遍布福建、江西、广州、上海、台湾、香港等地。

13岁时远离凤凰来到厦门集美学校的黄永玉

在成为艺术家之前，黄永玉当过瓷场小工，在码头上干过苦力，在中小学当过教师，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干过编辑……一个偶然的机会，少年黄永玉接触到了木刻艺术。多年后，他是如此回忆那个对他来说的“决定性时刻”：

“我是在1937年进的中学，我的一位美术老师朱成淦先生就用钢笔在我的一个速写本最后一页上，工工整整写下‘陈烟桥、野夫、李桦、罗清桢、温涛、新波’这几个人的名字，告诉我，他们是左翼木刻家。到了1938年，我就很冒昧地写了一封自传体的信寄到当时在浙江温州活动的野夫那里，后来又写过几封信寄到金华和丽水去，得到他和另一位木刻前辈金逢孙的指教。天晓得我当时写了什么样的信和附上什么样的习作，他们宽容的回信使我至今还深感温暖。”（《迟到的追念》，1981年）

就这样，黄永玉在左翼木刻前辈的指引和帮助下，通过自学，慢慢开始以木刻艺术创作为生，有幸参与了鲁迅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倡导发起的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运动。1958年，34岁的黄永玉参观第三届全国版画展览会后，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在“旧时代”学习木刻的艰苦环境：

“我们太穷了。油墨滚子、油墨、拓印的宣纸，这些可爱的东西我们只是在书上看见过。这些东西，甚至连想一想都是奢侈，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便用布团子代替油墨滚子；用锅烟调熟桐油代替油墨；向一位老木匠师傅用一幅集体创作的点题画《鲁班先师像》换来一块梨木板。”（《学木刻的故事》，1958年）

黄永玉在80年代设计的首版猴票，是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

黄永玉设计的2016丙申年两枚猴票

民间艺术开导了我

《森林小学》  黄永玉版画作品

黄永玉凭借木刻版画走上艺术之路，但没有止步于此，兴趣广博的他还涉猎国画、油画、漫画、雕塑等艺术门类，创作出大量诗歌、散文、游记、自传等文字作品。更让人叹服的是，这一切都是依靠自学得来，黄永玉未曾拜师学艺，只是善于从民间和生活中汲取养分。

例如，他去中国美术馆看陕西民间美术展览，大为赞赏，回来写下感悟：“我们忘不了，也不应该忘记伟大的民间艺术，它是我们一切艺术的母亲。一个国家的民间艺术和艺术家的关系，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和他的母亲大地一样……近年来，我听够了‘栩栩如生’‘形象逼真’这些对任何艺术都使用的形容词。这种懒惰而毫无生命力的、假情假意的废话，多少年来成为评价艺术的‘不成文法’的标准。民间艺术品就会开导我们，艺术和真实的关系如何。”（《看陕西民间艺术随感》，1981年）

这样的艺术见解放在今天看来，也许无甚高妙，但是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和“四人帮”迫害的那一代艺术家来说，却显得弥足珍贵。

《太阳下的风景》里仅有一篇纯粹谈论艺术的文章《艺术的空间功能》（1979年），谈着谈着，就谈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对文艺生活的破坏——“关上了艺术创作通向真正的生活、通向祖国传统和世界文化的窗子，隔绝了新鲜空气。把思想上最活跃的艺术创作和作家，锁在完全不用思想的奴隶船上，按照命令做着一种简单的动作，听一声锣，划一下桨。”接下去，黄永玉赶忙转折——“对不起，因为有气，事情就说远了，还是回到正题上来——”

读到这里，这个老头儿的本真乃至可爱，瞬间跃然纸上。

《全家送我上学堂》  黄永玉版画作品

追忆文艺界诸多师友

黄永玉1974年画作《毛主席故居》

黄永玉这本集子里最多的一类文章，是追忆文艺界的诸多长辈及友人，名气大者如沈从文、聂绀弩、华君武、吴冠中、黄苗子等，其中篇幅最长、用情最深的当属沈从文与聂绀弩的两篇。

作家沈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黄永玉在《沈从文与我》这篇文章里写到，从文表叔许许多多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所以他能写那么好的小说，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文革”期间，沈从文在北京黄永玉家中，位于京新巷的陋室“罐斋”。

他还写到，在从文表叔家，常常碰到一些老人：金岳霖先生、巴金先生、李健吾先生、朱光潜先生、曹禺先生和卞之琳先生。

他们相互间的关系温存得很，亲切地谈着话，吃着客人带来的糖食。印象较深的是巴老伯（家里总那么称呼巴金先生），他带了一包鸡蛋糕来，两个老人面对面坐着吃这些东西，缺了牙的腮帮动得很滑稽，一面低声地品评这东西不如另一家的好。巴先生住在上海，好些时候才能来北京一次，看这位在文学上早已敛羽的老朋友。

金岳霖先生的到来往往会使全家沸腾的。他一点也不像在世纪初留学英国的洋学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厂的会计老伙计。长长的棉袍，扎了腿的棉裤，尤其怪异的是头上戴的罗宋帽加了个自制的马粪纸帽檐，里头还贴着红纸，用一根粗麻绳绕在脑后捆起来。金先生是从表叔的前辈，表弟们都叫他“金爷爷”。这位哲学家来家时不谈哲学，却从怀里掏出几个其大无匹的苹果来和表弟家里的苹果比赛，看谁的大（当然就留下来了）。或者和表弟妹们大讲福尔摩斯。老人们的记忆力真是惊人，信口说出的典故和数字，外行几乎不大相信其中的准确性。

作家聂绀弩，可能还有许多普通读者不太熟悉。

聂绀弩是著名诗人、杂文家，受“胡风案”牵连，曾在“反右”运动中遭受迫害。黄永玉与聂绀弩在1948年的香港相识相交，工作上往来频繁，后来二人归国，各自经受政治运动的风暴。黄永玉说，落难时，他记得聂绀弩咏林冲的两句诗，“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让他感受到难以言喻的对于未来的信心。“绀弩已经成为一部情感的老书，朋友们聚在一起时一定要翻翻他。因为他是我们的‘珍本’，是用坚韧的牛皮纸印刷的。”（《往事和散宜生诗集》，1983年）

聂绀弩（1903.1.28—1986.3.26），著名诗人、散文家，湖北京山人。曾用笔名耳耶、二鸦、箫今度等等，聂绀弩的诗作新奇而不失韵味、幽默而满含辛酸，被称作“独具一格的散宜生体”，1986年于北京病逝。

黄永玉90岁时出过一本画册，他在序言里打趣道，“一个人到了90岁，还有甚么话说？老骥伏枥，走都走不动，还志在千里吗？”

然而不久前，看新闻说，94岁的黄永玉又到上海参加《收获》杂志的活动了，说明老爷子身子骨依然硬朗。祝愿他成为百岁老人，能再多一点时间在太阳下，回忆故乡的风景。

《太阳下的风景》  黄永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年出版

黄永玉  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凤凰县城，土家族人，中国画院院士。

本文作者钱冠宇，为北京世纪文景出版公司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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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来源：《光明日报》2019年1月26日9版“黄永玉的二三事”。

图片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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